近读郑尔康氏《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感触良多，忍不住略鸣一二。
何谓名人？想必达官显贵、贩夫走卒无不耳熟者便是。然而万事过犹不及，我总觉得相当多的人的名，或浓或淡都有股“炒”味，不论有意还是无意。炒得过火，反而影响了名人的名，使之添了点躁、失了份雅。就个人言，我倒偏爱那些稍冷落而无人炒的名人们。譬如，李、杜之诗并非不妙，但人人尽说其佳，书书引、篇篇赞，言唐必言之，言诗必言之，结果被唱俗了（当然非指李、杜本身）。在我这里，他们还不如李贺、孟郊、贾岛之辈。其实，照“各领风骚”原理，这些人的艺术水准堪与盛唐伯仲。可惜无人炒作，弄得门可罗雀，使本来冷然的诗风，显得益冷。
古今通理，世人但知鲁迅、郁达夫、胡适，而于同为时贤的郑振铎却较少关意。岂不知三十年代的文学青年中便有着“南迅北铎”的称法。这“北铎”的郑振铎，至少是当年文学家、教育家中一路诸侯，主编过《文学旬刊》、《小说月报》，是老舍、巴金、端木蕻良等人的伯乐，自己也有着大量的文学力作及《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巨制，曾任清华、燕大、复旦等名校的教授；他是很专业的考古和文物鉴定家，尤钟情于古俑，出任了建国后首任文物局长及考古所长；他是很好的翻译家，译过泰戈尔的诗，是《国际歌》最早的中译者；他又是少有的藏书家，节衣缩食，四处搜淘，几历离乱，矢志不渝，有了他的努力，才有了北图西谛书室中那洋洋十万册的珍本。而所有这些，都不能尽盖他的一生。也许在某一领域，他算不上一流专家，但他可称是文化界的多面手。这一特色，我想足够使人们从那些太热的名人们的光环中，移一部分视线过来了吧。否则，何来的“百花”之说呢。
何谓名人？对于每个特定的受体说，“知道他”足矣。我自初中时代始，即晓得北图有个西谛书室，捐主是西谛先生郑振铎。碰巧又与他的外孙有过同窗好友之缘，因而在日后的学海生涯中自然对他有了多于常人的几分关注。但这不是我于此要说的。我要说的是，从“知道”这个意义上看，名人子女的回忆当跑不脱此范围。而这一“知道”又挑了“家人”的独特视角，则愈能给人亲切之感。我们容易知道从锋芒展露的文学青年到善解人意、奖掖后进的教授的郑振铎，容易知道从大集古俑的文物鉴定家到通晓各种版本的古籍收藏家的郑振铎，却难能了解他更真朴、有趣、温馨的一面，而这只能由他的家人告诉我们。
当然，一个不掩心迹、喜怒哀乐毕泄于表同时又洋溢着浑身的生活情味的人是不难寻到的，但这一切若与郑振铎这样不同寻常的身份连带起来，便有了隽永与迷人的意味。对常人言，他的魅力应不在那经年积下的诸多头衔，而在于：激愤起来可以奋身击案、快乐起来可以手舞足蹈、天真起来又可与邻家女童勾指打赌、豪气来了则可千杯不醉……
因而，此书适宜夜阑寝前读。万籁俱寂时，书中透出的人格更能陶醉我们的全身心。说句玄点的，谁能从书面上那把旧藤椅里读到西谛先生的影子，谁便真正懂了此书。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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